全国政协委员皮剑龙一纸提案，让“醉驾入刑”话题再次引发关注。笔者认为，问题的提出很有必要，皮委员的建议体现良法善治，应当予以重视；但他提出的解决之道“修改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构成要件”有待商榷。

2011年，醉驾入刑。其立法初衷，是为了有效防范和减少危害公共安全行为。提案认为，这一初衷未能有效实现，危险驾驶犯罪数仍居高不下。2022年全国醉驾案仍超过30万件。从绝对数据看，似乎震慑作用不明显；但醉驾作为微罪，不能简单根据案发量大就否定醉驾入刑的法律实效。

数据显示，醉驾入刑以来，全国机动车增长89%，驾驶人增长123%左右，但因酒驾、醉驾导致的伤亡事故，不仅没有同步增长，相反减少了2万余起，醉驾案件发案率也减少七成以上。醉驾入刑还深刻影响了国人的驾驶习惯，“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”已成社会共识。可以预见，再坚持五年十年，效果一定大彰。反之，过早或过度给醉驾“松绑”，极易造成酒驾醉驾现象反弹，让十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。

当然，辩证地看，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。醉驾入刑的负面影响，诸如司法资源的过度消耗、附随后果严重等问题，也需要正视与反思。但如果按照皮委员建议，在“醉驾”型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中，增加“不能安全行驶”要素，至少带来两个现实问题：一是极大提升执法难度，增加司法成本；二是对“不能安全驾驶”的判断存在主观性和任意性，会导致公众对执法公正的质疑。笔者认为，改进的着力点应放在司法上，要更为准确地区分不法与责任、罪与非罪，防止醉驾入刑的司法扩大化。同时，将醉驾评价为过失犯，至少可以在不修法的前提下，弱化犯罪的随附效果。

虽然关于“醉驾入刑”的争议不绝于耳，但笔者倒认为是一件好事，它是我国大力推进良法善治的一个缩影。现代法治的精髓，在于立良法、谋善治。良法善治相辅相成，久久为功，才能促进法治社会的和谐统一。争议与改进的过程，本身就是社会的进步。（雁林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