像抓营商环境一样抓消费环境

当前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复杂，局部战争硝烟不息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严重打压经济国际化进程，美国所谓的“对等关税”硬逼世界范围内产业链供应链重构，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，外部需求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。国内产能过剩现象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，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不振还没有得到有效改变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振兴国内消费市场的重要性凸显，消费无疑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。但从公布的经济数字来看，全社会消费零售总额虽然有所增长，但驱动力依然不够强劲，居民储蓄率高位运行，居民消费信心有待进一步增强。

消费者信心不足的原因是复杂的，其中消费环境中存在的问题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。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，不少人在国内不肯消费，但一走出国门特别是到了一些发达国家，便大量购物甚至疯狂抢购。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崇洋媚外，更不能粗暴地以爱国不爱国去评价。这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环境有较大关系，消费环境好的国家和地区，人们的消费意向较为旺盛。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，我国消费环境得到较大幅度的改善和提升，但也面临着有效供给难以满足消费需求、市场主体责任落实不够、消费者合理诉求未能得到及时有效满足、消费者权益保护体制机制和能力建设相对滞后等问题和挑战。如何优化消费环境，是我们这一发展阶段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。

传统认知总是以为，要发展经济就要大力改善营商环境，以一流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的投资。这无疑是正确的。但我们往往忽视消费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长期促进作用，忽视消费环境对企业长期发展的反向作用。良好的消费环境能够扩大市场规模，为企业创造良好的预期，消费者满意度也直接影响产品的品牌价值。所以，营商环境和消费环境是双向赋能的逻辑链条，营商环境的改善促进企业活力提升，导致供给质量优化，消费者消费意愿增强；消费环境改善促进需求端扩容，倒逼生产者转型升级，反哺营商环境升级。

建设健康良好的消费环境，最为重要的是要从机制体制上建立长效的制度，要构建制度保障与监管创新相结合的放心消费体系。首先要完善基础性制度，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是建设良好消费环境的基础法律，但要随着消费的提档升级与时俱进地加以修订，而且仅仅有此一法还难以满足消费环境建设需要。要建立消费法律体系，强化惩罚性赔偿和个人信息保护，建立跨部门消费维权机制。要运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监管，利用大数据监测消费陷阱，建立消费投诉公示制度，倒逼厂家和商家改进服务质量。要强化企业主体责任，全面推行放心消费承诺制度，建立消费领域信用评价体系，综合运用“白名单”和“黑名单”手段。

要通过供给侧和需求侧双向改革，提升和改善消费环境。以供给侧改革满足“多样化、品质化、个性化”消费需求。当前，由政府、平台、企业协同推动的外贸转内销，不是“去库存”的权宜之计，而是重构“中国制造”价值生态的战略选择。企业要从“代工思维”转向“品牌建设”，尤其要通过国货品牌的培养，支持“国潮”品牌创新。政府部门要从“纾困”转向“赋能”，积极推动老字号数字化转型和文创产品开发，开发夜间经济、社区商业综合体、银发经济，打造沉浸式消费体验，提升服务消费标准化水平。需求侧改革要抓住需求短板，要加大对低收入地区财政转移力度，提升城乡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和水平，要大力推进农村消费基础设施建设，不断缩小城乡、区域、不同群体之间的消费差距。

要加强消费文化建设。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，尤其是居民收入水平提高、消费能力增强之后，消费文化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。较高的消费能力加稳定的消费预期加良好的消费文化，就是消费环境。消费文化从个人的角度就是既要弘扬“品质消费”文化，又要抵制过度消费主义陷阱；从社会角度来说，就是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、提升社会服务水平、加强对消费侵权的打击，增强社会成员消费安全感。消费文化建设要强化舆论监督与正向引导，可以组织专家研究制定消费环境指数，政府定期发布消费环境指数，从而增强消费者对市场的信任度。

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么多年，是具有好的营商环境者得天下，那么今后一段时间是具有好的消费环境者跑在前。“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。”常州现在有一个美称“唱州”，就是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们苦心经营演出市场，名演员、名歌手愿意来唱来演，本地外地观众愿意来听来看。著名经济学者李稻葵在一次演讲中专门表扬常州，赞扬常州市委市政府敢于担责，在全国大多城市怕担责不敢接活的情况下，常州敢作敢为，演唱会不断。能否把演出消费环境建设的经验拓展到其他消费领域？常州应该作出这样的努力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我们把抓营商环境的力度用到消费环境建设上来，把打造演出消费环境的经验运用到其他消费领域，常州就会在新一轮发展中“走在前、做示范”。（朱海山）